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00年第3期发表了郝雨先生的《以学术的态度求取真实——近年高长虹研究综述》，“综述”了新时期的高长虹研究。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过去多半，并且2008年2月是高长虹诞辰110周年的日子，所以有必要对这6年多的高长虹研究进行回顾，以便将来更好地进行研究。在作家研究不再是人们关注重点的21世纪，高长虹研究应该说取得了可喜成绩。就笔者知道的而言，截止2007年6月止，已出版专著4部，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38篇：2000年5篇、2001年2篇、2002年10篇、2003年1篇、2004年4篇、2005年4篇、2006年6篇、2007年6篇。现对其研究现状略作介绍并简单谈谈笔者对深入研究的看法。

在新世纪的高长虹研究中，高鲁冲突仍然是关注重点。在出版的4部专著中，有3部与此有关：《造神的祭品——高长虹冤案探秘》（言行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3年）、《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》（廖久明，东方出版社，2005年）、《高鲁冲突——鲁迅与高长虹论争始末》（董大中，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7年）。在38篇论文中，14篇与此有关，董大中先生仍然是其中的主要人物——其中8篇是董先生写的。董先生关注的重点仍然是“月亮诗”，与此有关的有5篇：《偏见产生误读——从〈两地书·一一二〉谈起》（《名作欣赏》2000年第6期）、《“石高之恋”有隐情》（《黄河》2001年第3期）、《〈奔月〉与〈射月〉》（《黄河》2001年第3期）、《高长虹与石评梅》（《文史月刊》2002年第1期）、《关于〈奔月〉的写作》（《山西文学》2007年第6期）。除董先生外，另有6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桩公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《鲁迅凹凸历史潜入冲突本源——评董大中新著〈鲁迅与高长虹〉》（傅书华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0年第11期）、《高长虹和鲁迅的冲突与〈月亮诗〉》（赵润生，《文史月刊》2002年第12期）、《高鲁冲突——对话困境中的裂痕与阻隔》（张清祥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2期）、《鲁迅与高长虹构怨新探》（赵冰波，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3期）、《误写历史的〈鲁迅全集〉》（张耀杰，《山西文学》2004年第9期）、《从〈月亮诗〉看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》（[新加坡]朱金涛，《文学报》2007年6月14?日）。从这些论著可以看出，人们对高鲁冲突的原因尤其是“月亮诗”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。尽管有这么多人为这一“公案”付出了不少心血，但事实告诉人们，这一公案并未得到解决，还需继续努力。

在研究高鲁冲突的同时，一些人也对高长虹与其他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：《张申府与高长虹》（董大中，《团结报》2002年9月12日）、《高长虹与周作人》（廖久明，《新文学史料》2005年第3期）。高长虹一方面团结志同道合者开展狂飙运动，另一方面八面树敌，所以，高长虹人际关系的研究远不止上面这些，日本著名学者南云智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便写有《高长虹与景梅九》、《高长虹与高君宇》等文章。

在对高长虹作品进行研究的7篇文章中，研究诗歌的有5篇：《高长虹两部诗集解读》（石兴泽，《盐城师范学院学报》2000年第3期）、《高长虹诗论》（郝雨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00年第4期）、《精神创伤的置换与升华——论高长虹诗歌主题》（张清祥，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1期）、《诗意的激情“表现”——高长虹诗歌艺术论》（张清祥，《名作欣赏》2005年第10期）、《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》（薛林荣，《人民政协报》2007年6月21日?）。尽管人们公认高长虹诗歌（包括散文诗）成就最高，但其他作品并不是毫无文学价值——其他价值姑且不论。哪怕是被一些人认为写得最差的小说，人们也从中发现了例外情况：《结婚以后》“尽管存在着缺点，但无疑是1920年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，在同类题材中，它更是别具一格、名列前茅！”（廖久明，《白猫也是猫——高长虹短篇小说〈结婚以后〉解读》，《名作欣赏》文学研究版2007年第2期）。高长虹一生还创作过不少杂文、散文、戏剧、科学论文等，遗憾的是没看见一篇研究文章。高长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上千篇，《高长虹文集》也收入了130余万字，遗憾的是，对其作品进行全面研究的文章不多，《高长虹抗战时期创作述评》（廖久明，《艺文论苑》第1辑，重庆出版社，2005年）也仅是对高长虹抗战时期的创作进行“述评”。

由于与高长虹有关的资料散失极为严重，所以，尚有为数不少的文章未收入《高长虹文集》，现已发现近8万字佚文。1936年，高长虹在巴黎时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中国》，每写完一章就有人替他译成英、意、德、西班牙文。《中国》是高长虹唯一的长篇小说，创作于抗日爆发前，地点在巴黎，所以，该小说不管是对高长虹还是海外华人文学、抗战文学等研究，都应该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。该部小说具有如此明显的线索，如果肯下功夫，按道理是能够找到的。

对高长虹其人进行研究的除董大中先生的《狂飙盟主高长虹》（山西音像出版社，2004年）外，另有两篇文章：《惊鸿照影高长虹》（散木，《中国图书商报·书评周刊》2002年12月13日）、《高长虹：五四大潮后期一个传播失败者的典型》（郝雨，《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——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樊骏先生曾在《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”——读〈高长虹文集〉有感》中如此评价高长虹研究的意义：“其人其作在某些重要方面表现得很突出，很能代表中国现代作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某种类型，因此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，编写中国现代史，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，都是很有典型性的实例”。与如此重要的意义相比，对高长虹及其意义的研究实在是远远不够。

由于高长虹是狂飙社盟主，并且狂飙社的资料极其缺乏，所以，直到现在的狂飙社研究实际上也可算作高长虹研究。该类文章有8篇：《高长虹与狂飙社》（赵润生，《文史月刊》2002年第5期）、《狂飙社编年纪事》（董大中，《新文学史料》2002年第3期）、《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——狂飙社研究的意义》（廖久明，《山西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6期）、《鲁迅与〈狂飙〉》（林祥武，《旧书信息报》2004年3月29日）、《〈狂飙社编年纪事〉订误》（朱金顺，《新文学史料》2005年第2期）、《狂飙社与第二次思想革命》（廖久明，《山西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）、《关于2005年版〈鲁迅全集〉与狂飙社有关的部分注释》（廖久明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6年第4期）、《莽原社·狂飙社·未名社述考》（廖久明，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2期）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狂飙社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社团，它不但办刊物、出丛书、成立出版社，还提倡狂飙演剧运动，并在《新青年》解体多年后提倡思想革命——因此被孙犁认为是“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”。尽管其成就不能与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等相提并论，但就其涉及的领域而言，它应该是最多的。所以，如果要选择一个社团来研究1917—1930年的社团活动情况，狂飙社应该是最佳选择。相对于狂飙社研究的丰富意义而言，已有的8篇文章实在是太少了。

由于高长虹的下落直接关系到对高长虹的评价，所以人们一直非常关注这一问题，并为此进行过多方努力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得知高长虹下落后，先后有5篇文章谈及此事：《高长虹是病逝在东北旅社的》（崔运清、阎振琦、李庆祥：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6年第2期）、《高长虹下落不再是谜》（云林：《太原晚报》2006年3月31日）、《高长虹死因之谜被沈阳老人破解》（刘强，《沈阳晚报》2006年9月7日）、《长虹之死》（陈漱渝，《中国政协报》2006年11月30日）、《寻找高长虹》（陈漱渝，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）。现在，高长虹的下落终于知道了，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了！

（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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