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究竟占着什么样的地位？
答：高长虹具有两重身份，在谈及文学地位时，这两重身份是不能偏废的。其一，他是一位作家，写作是他的职业，也是检验其文学成就的主要根据。其二，他组织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——狂飙社，形成了一种思潮，一股势力。综合来看，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就社团说，狂飙社和文学研究会、创造社是不能相比较的，但跟语丝社、新月社、太阳社比起来，它毫不逊色。至于沉钟社、浅草社、湖畔派等，那几个团体的成绩远远不及狂飙社，影响也是有限的。未名社主要搞翻译，出版译作不少，因鲁迅为其盟主，有较大的影响，但也不能跟创造社相比较。就个人的创作成就而言，高长虹是很突出的。一，写得多，已结集出版的作品集，狂飙社时期有十七八本；二，有独创性，而且涉及文学的所有门类和体裁；三，有为数不少的作品产生了较大反响，有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，受到外国作家的好评；四，其思想是一直在进步的，抗战时期走向大众化。因此我称高长虹为一位杰出作家。有些作家名气不小，那多是靠文学以外的手段得来的，著名的并不就是杰出的，而杰出作家，在每一个时代都不会太多。还要看到，高长虹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，是其他许多人无法代替的。
问：高长虹是山西人，把他放到山西文学的发展上看，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地方？
答：从五四运动以来，山西出现过三个作家群。第一个作家群，以高长虹为首，包括狂飙社其他山西作家和石评梅、李健吾等人在内，第二个作家群是以赵树理为代表，包括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、刘江、刘德怀等人在内的“山药蛋派”，第三个作家群便是八十年代前半期的“晋军”。第一个作家群，对山西文学的发展，对山西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大省，不仅起着奠基的作用，而且持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。在第一个作家群内，李健吾一直在北京，他的文学活动对山西影响不大。石评梅过早逝世，她的写作也在北京，题材又过于狭窄，其影响同样有限。狂飙社就不同了。狂飙社的影响有三:第一，高长虹等人点燃了山西知识青年对文学的热情，极大地扩充了文学创作队伍和后备力量。在狂飙社成立三年之后，山西各地开始有“地方性”文学社团出现，从大同“梅雪社”到运城的“旭光社”，如雨后春笋，最多时办有刊物的社团达到四五十个。三十年代，山西出版的文艺刊物（含报纸上的文艺副刊）特别多，写作队伍特别雄厚，一九三五年初田景福发起成立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，一下子有三十多位著名人物参加，包括王中青、史纪言等人在内，当时报上说，太原文学呈蓬勃兴旺之势。第二，已知狂飙社共有七十人左右，山西籍的成员在三分之一以上，其中不少人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就是太原等地的文艺活跃分子，参加革命以后又担负了各地文艺部门的领导人，他们既是各地文艺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其狂飙社成员身份对人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像张磐石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）、高沐鸿（太行文联主席）、冈夫（好几个杂志的编委）、赵石宾（晋绥新闻界负责人）等人都是。第三，高长虹和狂飙社成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成就，也是后来文学创作者的巨大财富。高长虹在文学创作上勇于探索，敢于创新，在政治上追求进步，这些可贵的精神，山西文艺界的人们无不知道，看到他徒步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，人们拍手庆祝。高长虹能随时代之变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思想和风格，回国以后极力提倡大众化并进行试验，对山西作家也是个鼓励。高长虹的文学作品，跟“晋军”一些作家乃至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，有内在的一致性。
问：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代表性作家，在你看来，高长虹和赵树理能够比较吗？
答：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两回事，并不等同。赵树理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位最主要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。我把从抗战开始（以《讲话》为标志）直到“文革”结束长达近四十年的我国文学，即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个时期，称作“赵树理时代”。这样的评价够高了。这是因为他的创作活动，他所达到的高峰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和特色，只有用这几个字才能最恰当地概括。在这一点上，别说高长虹，即使其他人，也不能跟赵树理相比较。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独创价值而言，他们二人各有特色。我在《试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》（1985年）一文中，把文学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，在我看来，高长虹的文学是纯文学，而赵树理的文学是通俗文学。在那篇文章中，我特别说明，赵树理的通俗文学，跟一般人理解的通俗文学不同，它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合一，是纯文学的通俗化。一般人理解的通俗文学，重点在“俗”字上，而这是跟赵树理截然不同的。那近四十年的文学，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，赵树理的作品这一点就很突出。高长虹的作品，则完全是他内心的表现，他写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，写他的评价，写他的憧憬和不满，他的苦闷和追求。要认识时代，赵树理的作品会使我们得到满足，要看到一个文学人的内心，要认识个人跟时代的关系，高长虹的作品或许会适合一些人的需要。当然，他们反映的时代是很不相同的，一个是旧时代，一个是新时代；态度也是正相反的，一个是鞭挞，一个是歌颂。总之，仅就文学成就而言，高长虹不能再被忽视了。前几年山西大学在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，编辑出版了一部《山西文学大系》（申维辰主编），共八卷，现代文学占三卷，收入作品最多的，除了赵树理（其代表性作品除长篇外几乎全部收入），就是高长虹（共收入十七篇），这多少反映了实际成就。这一点，很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。高长虹是五四以后较早用现代派手法、特别是象征主义写作的一位作家，这一点，二十世纪的山西作家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。
问：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人们都不知道呢？
答：这就跟多年来高长虹——不仅高长虹个人，连整个狂飙社也在内——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关了。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，高长虹一直处在一种遮蔽之中，他的真实面貌被严重扭曲。不是指作品，而是指人。高长虹从文坛消失以后，人们以误读、猜想和道听途说为根据为基础，随意涂抹。有些人连高长虹的书都没有读过，就在那里人云亦云地评说。不是把高说成“反对鲁迅的急先锋”、“忘恩负义者”、“跟鲁迅争风吃醋”，便是用“狂妄的”或“极端的”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做修饰语。人品上如此定性，其文学成就便被置之不顾。对高长虹这样的指责，跟过去多年政治上、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密切相关。进入新时期，有党的实事求是精神，应该好一些，我们也正是借着这个东风，替高长虹和狂飙社说公道话,然而仍然遇到很大阻力。我在一篇短文中说，高长虹在跟鲁迅论争中“有一点正确”，马上就有人撰文，说什么“‘矫枉’不可‘过正’”。其实“枉”根本没有弄清，怎么能谈到“正”不“正”呢？我就是在读了那人的文章后，立意把高长虹和鲁迅论争的真实情况彻底搞清楚，于是写了几本书。
问：你以为，当前还有什么在妨碍着对高长虹和狂飙社做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？我们当前急需的是做什么？
答：应该说，高长虹的面貌正在改变，高长虹和整个狂飙社的文学成就正在被更多的人所认可。目前妨碍人们正确认识的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学术上，过去多年对高长虹和整个狂飙社的价值评价已很牢固，要做重大转变，是不容易的，需要慢慢来。认识总得有一个过程。再说，建立新的认识，必然会牵涉到对许多人的重新评价。比如我说，“高鲁冲突”罪不在高，也不在鲁，而是由第三者安徽作家群挑起来的，对这一点，有些人便很难接受。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评我《鲁迅和高长虹》这本书的，说我书中资料丰富等，说了一大堆好话，但说到问题所在时，却仍坚持原来的那些结论——高长虹写那首诗是攻击鲁迅等。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些人在学术讨论发生重大转折时的无奈和尴尬。在学术以外，因为跟高长虹发生论争的是毛泽东以“伟大的文学家、伟大的思想家、伟大的革命家”等极高评价词语相称的鲁迅，一些人只怕为高长虹和狂飙社说公道话会引起麻烦，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仕途，所以总是不敢大胆地支持。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。对高长虹和狂飙社如何认识，如何评价，始终是学术问题。在学术上，党的政策再明确不过，那就是百家争鸣。任何一种观点，无论正确与否（其实在学术问题上从来无所谓正确与否），即使话说得难听，都只是学术问题，跟政治无关。在这方面，应该继续解放思想。说到当前应该做的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把高长虹的全部作品拿出来，让人们鉴别。过去好多人没有读过高长虹的作品也在那里指责高长虹，就因为他们找不到高长虹的作品，也就只能听批判者的一面之词了。我们要把高长虹的真面目揭示出来，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把他的作品编成集子出版。再就是要加强研究，要设法出版研究著作，要宣传我们的看法。把我们的研究跟高长虹作品的出版结合起来，相辅相成，让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高长虹。十八年前，盂县政协组织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《高长虹文集》，在当时受到国内学术界很高的评价。这个传统，能继续下去就好了。
（作者系赵树理研究会会长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高长虹研究专家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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